《红米肠》B0000000562 · 2024年2月14日摄于中国浙江嘉兴粤华餐厅戴梦得店
知道广东名点红米肠是用什么东西上色的吗?红曲米。
红曲米色泽鲜红,是很多食品的着色剂,红腐乳、红肠、樱桃肉、叉烧等,很多就是用红曲米上色。
红曲米是一种天然色素,其历史非常悠久,很多古籍里也都有记载,如《苕溪渔饮丛话》:「江南人家造红酒,色味两绝」,《清异录》:「以红曲煮肉」,《天工开物》:用红曲涂抹鱼肉,「经十日蛆蝇不近,色味不减」。可见在古代,红曲米的生产及应用就已经相当的广泛和普及了。
红曲米是经红曲霉发酵后的稻米,除了用于食品着色,中医也用于治病。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红曲米中含有某种他汀类物质,而他汀常被用来降低血脂,因此有人将红曲米称为「天然他汀」,可以替代部分降血脂药物。但科学家们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最主要的是通过食用红曲米来摄取他汀很难达到有效剂量,少了没有疗效,多了还可能有毒副作用。
《三星堆青铜跪像》M0000000051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这次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星耀中国 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上展出的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较为典型的文物,实际上,在三星堆及金沙出土的文物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物与中原同时期文物「同款」,包括玉器、青铜器和陶器等。在同一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其制造工艺差别明显,有的略显粗劣,而有的非常精致。考古学家据此推测,那些相对粗糙的青铜器为当地制作,而那些同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同样精致的很有可以是在中原制造后运至古蜀国的。
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古蜀文明是华夏文明这个大框架下的一支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亚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分支。当然,也有部分学者猜测古蜀文明也可能受到了南亚、西亚甚至古埃及文明的影响。
《三星堆金面青铜人头像》M0000000050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围绕着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文明,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谜团,比如:
5000前突然出现,他们来自哪里?
2000年前突然消失,他们去了哪里?
考古已经证明古蜀国与殷商有着密切的交流,但为什么殷商的青铜器上有大量的铭文,而古蜀国的青铜器没有铭文,甚至从三星堆已经出土的大量文物上都鲜见文字,只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
为什么古蜀国青铜人像的造型更像「外星人」而与中原人的形像相去甚远?
为什么会有金权杖?这和中原以鼎为尊的文化相去甚远,而更像是来自其他古文明,比如埃及?
如此之多的青铜器,其矿源来自哪里?在哪里冶炼?
在远离大海的古蜀之地为什么会拥有大量的海贝?
三星堆有如此之多的未解之谜,给外来文明,甚至外星文明说留下了无限的想像空间。
《三星堆黄金面罩》M0000000048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2019年,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双重支持下,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再次启动。这一次,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预案的审批工作不断完善,全国34家科研机构聚焦起来,各种高科技设备被运用到发掘、研究等多个环节。所有这一切,都是1986年所无法比拟的,可谓今非昔比,鸟枪換炮。
2019年冬,考古发掘队员在二号坑附近的探沟中发现了粘土填土。根据经验,用粘土回填的一定是重要遗迹。这让他们兴奋不已,坚定信念继续勘探。果然,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了一处灰坑。2019年12月2日,一截6到7厘米长的青铜器口沿显露了出来。当时工作站所有人员都不敢确定这是一件什么器物,于是请来了刚巧在附近开会的陈德安。陈德安平时喜欢用手去触摸考古标本,对各地、各时期青铜器的不同风格如数家珍。在1986年主持发掘三星堆祭祀坑时,对出土的每一件青铜器,陈德安都触摸过几十,甚至上百遍,对每一个部位,每一处细节都烂熟于胸。「我顺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个铜器口沿的边缘,说了6个字:『大口尊,没问题。』」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道。
就这样,三号祭祀坑得以被发现。
《三星堆青铜头像》M0000000047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1986年8月16日,一号坑的发掘工作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砖瓦厂工人杨永成、温烈元在一号坑西北方约30米的地方取土时又发现了文物。这就是后来被的二号祭祀坑。
考古发掘队得到消息后赶往现场,发现一只青铜面具已经露出了一半。他们立刻用土进行了回填,将文物重新封存,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请示。仅仅一星期后,二号坑的抢救性发掘工作便告展开。
一号坑和二号坑相继出土金器、玉石、青铜器、陶器等1,700余件,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残片、虎牙及海贝约4,600件。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国宝级文物,比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基本都出自一号和二号这两个坑。
这次发掘之后的很多年内,三星堆的现场考古工作似乎一度停滞,这引起了外界的遐想。一时间,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外来说甚嚣尘上,不光扯上了古埃及,甚至还扯上了地外文明。类似「由于与中原文明大相径庭,并且远超中原文明。为了中华历史免遭颠覆,三星堆因此停止了发掘」的论调充斥各种媒体。
实际上,三星堆一号及二号坑是抢救性发掘。受当地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文物出土后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为了避免文物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停顿了下来。这一停,就是30多年。
《三星堆青铜头像》M0000000046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1986年7月30日凌晨2时30分,考古队领队之一的陈显丹在一号坑清理文物时发现黑色的灰渣中露出的一点金黄色。
职业的敏感让陈显丹直觉地意识即将出土的这一金色器物非同一般,他立刻将这一发现向队里作了汇报。考古发掘队也觉得事关重大,随即派人赶往成都汇报这一重大发现,同时,另一路人马被派往广汉县委,请求当地政府派出警力保护现场。
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这件金色器物逐渐展露了。经初步判定,这是一件金皮包裹的木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器物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其内仅残留少量已炭化的木渣。
在中原历史上,象征王权的是鼎而非权杖。因此,这件金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件器物的形制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颇为相似。这不由得让人对古蜀文化的来源产生某种遐想。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件器物也有可能是一件法器而非权杖。
无论如何,1986年7月30日,注定是三星堆发掘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三星堆青铜鸡》M0000000045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上世纪60年代,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了考古队,由考古学家冯汉骥指导,开始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发掘。发掘工作从9月23日持续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发掘工作结束不久,领队冯汉骥便病倒了,以至于发掘报告迟迟未能整理完成。直到30年后,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才将那次的考古发掘成果汇总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公开发表。
三星堆考古工作迎来重大转机和突破,是在上世纪8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四川省广汉县各大乡镇办了很多砖瓦厂,其中就包括三星堆所在的中兴公社。中兴公社砖瓦厂在三星堆一带取土时,时常会有碎陶片出土,这引起了当时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的敖天照的注意。敖天照之所以会对此事如此敏感,完全得益于北京大学考古广博学院教授严文明。1973年,敖天照在湖北长江流域考古班系统学习考古时,严文明曾嘱咐过他,让他回到广汉后一定要留意三星堆,说那个遗址非常重要。所以,当他了解到三星堆持续出土碎陶片后,将这一情况及时向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作了汇报。1980年春,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启动。这次发掘,由王有鹏带队。他曾参与了1963年的发掘工作。
陈德安是1980年夏天加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那时,他刚从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差不多6年后,1986年7月18日,已经担任三星堆考古发掘队队长的陈德安正在工作站整理资料,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了进来,说砖瓦厂杨达洪、刘光才在取土出挖出了「玉刀」。陈德安和考古发掘队另一位领队陈显丹火速赶往事发地。经现场初步拼接,工人们说所的玉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其中有些遭到了砖瓦厂工人的哄抢。陈德安一边向工人们宣传国家文件政策,收缴遭哄抢的文物,同时组织人力保护现场,一边向四川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汇报情况,请求开展保护性发掘工作。
事实证明,陈德安所做的一切反映出了他良好的职业素养。这次的事发地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一号祭祀坑。
《三星堆青铜像》M0000000044 · 2024年2月9日摄于中国上海浦东上海博物馆东馆
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有一条称为马牧河的古河道,其北岸的阶地形似月牙,所以叫作「月亮湾」,而其南岸原有三个大土堆,据说对应着天上的三个星宿,故称「三星堆」。由「月亮湾」和「三星堆」构成的「三星伴月」,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大量出土,让这一地区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之中。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天,世代居住在四川广汉县月亮湾的农民燕道城祖孙三人在清理水沟时,意外地在沟底挖到了一坑玉石器,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共计300多件。尽管他们守口如瓶,但三、四年后,当这批文物逐渐流入文物市场,嗅觉灵敏的文物贩子们便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和机会。这批后来被称为「广汉玉器」的文物没多久就被炒得炙手可热。
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家宜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当地的駐军,请求保护和调查。与此同时,他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由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1934年春天,由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助理林名均和带领的考古队到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这是三星堆遗址第一次被正式的考古和发掘。这次发掘共获得玉、石、陶器残片等文物600多件。
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看到出土器物的照片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广汉发现的器物,「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