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课》F0300000294 · 2020年3月2日摄于中国上海

 

国内疫情持续缓解,倒是国外疫情似乎不妙。先前是全世界担心中国疫情输出,现在轮到中国担心全世界疫情输入。此消彼涨、此伏彼起。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完全消停。

 

一早跟外婆外出采购。一点荤腥,一点果蔬,一点米麺,一点蛋乳,一点糕饼,大洋一千。「五芳斋」的肉粽涨到了九元一只,快成奢侈品了。

 

经过一周各种的下载,各种的安装,各种的调试,闹闹的网课终于正式开课。效果到底咋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


《梅园》A0101060001 · 2009年1月29日摄于中国上海虹口鲁迅公园

 

三月一日,韩国独立运动纪念日。

在上海的鲁迅公园北侧,有一座占地8500平方米的梅园,这里是韩国抗日义士尹奉吉纪念园。自2004年建成开放以来,纪念园接待过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成为韩国及中国周边国家缅怀抗日英雄的一个重要场所。2003年鲁迅公园大规模改造时,在梅园与湖心岛之间架设了一座小桥,湖心岛也划归梅园,使之面积增加近三分之一,梅轩陈列室也增加了影音室,观众可以观看到一些珍贵映像资料。

伊奉吉,1908年出生在韩国忠清南道礼山,上世纪30年代初从朝鲜流亡到中国的青岛、大连,后又到上海,在上海一边靠干杂活维持生计,一边寻找在沪的韩国临时政府领导者金九。1932年1月,尹奉吉听到韩国李奉昌义士在东京义举的消息后,找到金九,表示要参加抗日活动。此时,韩国在沪组织「韩人爱国团」得知当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将在虹口公园,即现今的鲁迅公园举行「庆祝」上海事变胜利兼日本天皇生日的「祝捷仪式」的消息,便着手开始准备义举。4月26日,尹奉吉写下「为恢复祖国的独立与自由,屠戮敌人的将校」的入团宣誓文,加入了韩人爱国团。

当时,朝鲜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许多朝鲜人从小都要学习日语。金九见尹奉吉既通中文又通日文,长相也端正,觉得可冒充日本人,混入活动现场。当时的「祝捷仪式」,除了日本人、外国记者外,中国人、朝鲜人一律不得进入。

1932年4月29日一早,尹奉吉和金九在一个侨胞家里吃了早饭,独自带上伪装成水壶和饭盒的炸弹前往虹口公园。

「祝捷仪式」上,日本国歌刚结束,尹奉吉突然冲出记者圈,冲过宪兵队,把藏有炸弹的水壶扔了出去,当场炸死炸伤日本驻沪居民团行政委员长河贞次、「一 · 二八」事变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陆军中将,第九师团长,后任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后任日本外相重光葵及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等多名日本政要。而尹奉吉未能及时脱身,不幸被捕,于1932年5月25日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等罪名判处死刑。同年11月18日,按照日本天皇手谕,尹奉吉被秘密押往日本,关在日军金泽监狱。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尹奉吉在日本石川县内山村三小牛地区陆军作业场遇难。当时,尹奉吉才25岁。

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上,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并刊载了他的生平事迹。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50名青年自发来到日本金泽尹奉吉就义的地方寻找到遗骸,连同十字架、衣服帽子,一起运回了韩国。


《星空》A0101030009 · 2020年1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黄浦上海星空艺术馆

 

朋友发来一个段子,说隔壁老王在家憋闷了,想去韩国散散心,便请了两周的假,买了上海、仁川的往返机票,于二月一日动身前往韩国。倒霉的是,老王刚下飞机便被韩国相关部门要求隔离十四年。隔离期满,假期也过了,只得回国。不料形势突变,韩国新冠疫情爆发。为控制疫情输入,老王和其他所有乘客被中国防疫部门要求隔离十四天。老王欲哭无泪,长叹道:整个二月份就这样被隔离没了。

其实老王算是幸运的,因为今年是公历闰年,二月份有二十九天,至少还给他留了一天。

地球自转一圈为一天,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为一年。

由于地球公转一圈大约需要365.2422天,而公历平年一年只有365年,所以每隔四年就会积累出一天左右的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历规定每隔四年设置一个闰年,即在二月份增加一天,为二十九天。为便于计算,规定但凡能被4整除的年份定为闰年,比如今年,但对于整百年年份,比如1900年、2000年、2100年,只有能被400整除才是闰年。

即使如此,大约每3300年也还会有一天左右的偏差。记得格林尼治时间2015年6月30日那天的最后一分钟不是60秒,而是61秒。这多出来的一秒也是为消除多年积累起来的偏差而设。


《首尔街景》A2001000005 · 2017年4月4日摄于韩国首尔

 

十几年前,《大长今》一度在国内很火。这部总共五十四集的韩国电视连续剧说的是高丽版「灰姑娘」的故事:一个贫民出身的御厨房丫头凭借一手好厨艺博得李氏朝鲜王朝中宗大王的欢心,最终咸鱼翻身。

第一次去韩国,语言不通,两口子吃饭成了一个问题。

那天在首尔满大街闲逛,傍晚时分,想找个地方先把晚饭吃了,省得回酒店后再出来。走没多久,见一餐馆人头攒动,煞是热闹,再看门口的招贴,连猜带蒙,觉得像是刚开张,似乎还有八折优惠。于是推门进去,找桌子坐下。

可吃啥呢?左顾右盼,发现邻桌全是干锅。不知道是因为这是一家干锅专门店,还是只有干锅打折。等店家过来招呼点餐时,我指了指邻桌的干锅。

转眼干锅上桌,同时送来的还有杯、碗、碟、筷子、烤肉夹,以及一把大剪刀。锅里的东西看不太明白,像是猪下水。夹起一截送进嘴里,韧劲十足,咬不断,还嚼不烂。难怪吃饭还配大剪刀。

我愣愣地看着干锅,轻声嘀咕:「『大肠筋』。」


《高丽参当萝卜卖》F0200000029 · 2014年10月29日摄于韩国首尔乐天卖场

 

印象中人参很名贵,量以钱计,价以千计,直到五年前在首尔的一家乐天卖场才发现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天闲来无事,跑去乐天卖场,看看有什么土产能捎回家。一个菜摊边,两个售货员一边闲聊,一边削人参。那架势,还不如国内超市卖萝卜,毕竟萝卜也都不削皮卖。

我有些怀疑那些是不是人参,便问能不能尝尝。她们倒也爽快,用刀削了半截递给我。谢过之后,尝了尝:甘甜、脆爽、味浓,还真是人参。

和中国人一样,韩国人也追捧人参,认为「滋补」。不同的是,人参在中国是一味药,而在韩国则更像是一道菜,可熬粥,可炖汤,比如韩国的「参鸡汤」。填了糯米和其他什么东西的拳头大的鸡,拇指粗的参,用瓦罐一起炖酥了上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堪称一道韩国的「国民菜」。


《大阪城》A0203000003 · 2010年12月4日摄于日本大阪大阪城公园

 

金刚组,日本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企业,因为它的历史。

据金刚组官网显示,这家主要从事佛寺营造和修葺的建筑公司创立于公元578年,也就是中国南北朝周宣帝即位那一年,早于隋朝三年,距今已有1442年,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古老企业。

金刚组的创立,普遍归功于日本第31代天皇用明天皇的次子圣德太子。但资料显示,圣德太子出生于公元574年,金刚组创立时只有四岁。所以我很怀疑这一说法。

日本飞鸟时代,佛教渐盛。为了弘扬佛教,当时的日本广建佛寺,包括大阪的四天王寺。为了修建这座佛寺,日本花重金从百济请来了著名匠人柳重光。柳重光抵达日本后改名金刚重光。他,以及与他随行的两名助手,就是金刚组最早的源头。

除了大阪的四天王寺,奈良的法隆寺及大阪的大阪城也都是由金刚组分别于公元607年及公元1583年修建。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金刚组几经沉浮,到2005年,终因资不抵债而濒临破产。高松建设社长高松孝育觉得,金刚组是日本建筑业的骄傲,如果任其倒闭,不仅是大阪,同时也是日本建筑业的耻辱。他力排众议,出手接管了金刚组,这家日本堪称国宝级的企业因此得以延续。


《长崎》A0206000011 · 2008年2月21日摄于日本长崎

 

「替玉」,通常出现在麺馆或是小饭馆里,意思是可以续主食,分「有料替玉」和「无料替玉」。前者是花钱另买,后者是说店家免费提供。

第一次领教「无料替玉」,好像是在九州,金山先生带我们去什么地方。中午时在一家小饭馆用餐,我们几个点些酒菜,店家又送了几碟腌萝卜、酱菜和一小木桶饭。日本的米饭和日本的酱菜真的是绝配。一转眼,小木饭桶就见了底。金山先生说,你们喜欢的话,就再让店家送一桶来。说着,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块牌子:「无料替玉」是免费添加的意思。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当店家端上第三桶饭的时候,俯下身,在金山先生的耳朵边轻声嘀咕了什么。他离开后,金山先生略略有点尴尬地说:店家刚才打招呼了,说这里的米饭很贵,「替玉」太多不是很合适。

据说「替玉」这种服务最早由长浜的一家拉麺馆所推出。这家麺馆的做法是先是上一部分麺,等客人吃得差不多时再将剩下的给续上,这样可以尽可能保持麺的口感。续的这份麺就叫「替玉」。

日本的服务之细,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次在大阪,半夜,嘴馋,便招呼几个同事一起出去吃碗麺。记得那次我们找到的是哪座立交桥下面的一家小麺馆,生意火爆。我们等到空桌后坐下,拿起菜单。同样的叉烧麺分粗、中、细,再分超辣、辣和微辣。等点餐时,店家又挨个儿问,是喜欢硬点儿,还是一般的,或是软点儿。

一碗麺,竟细分出二十七种口味和口感,也是蛮用心了。


《夢彩都前》A0206000010 · 2010年1月27日摄于日本长崎

 

这是十年前在长崎「夢彩都」百货大楼前拍摄的一张长崎街景照片。同样的照片更早的时候也拍过,当时街道上空各种架空缆线密如蛛网,凌乱不堪,而这一次显然已经改造,让人眼前一亮。

第一次去日本,在长崎吃过一回「寿喜烧」:烧热的平底锅,放入牛油、白糖,等融化后,用筷子夹起薄薄的牛内片在锅里涮到脱生,配上生鸡蛋液蘸料,很是美味。

后来,尽管日本又去了很多回,但再没有见过那样的「寿喜烧」。

长崎是全日本开埠最早、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受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荷兰和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很大,包括饮食。长崎的很多美食极具地域性,在日本其他地方不多见。

ちゃんぽん,麺杂烩,有点上海菜汤麺的意思。

皿うどん,叫「乌冬」,但和「乌冬」完全不沾边,有点上海「两面黄」的意思。

角煮,即红烧肉;角煮まん,即红烧肉夹馍。

唐人巻,即麻花。

佐世保バーガー,佐世堡汉堡,一种按顾客选定配料现场手工制作的汉堡。

カステラ,蜂蜜蛋糕,也有称「长崎蛋糕」的。

正儿八经的宴席,日本最常见的是「会席料理」,但长崎有一种宴席叫「卓袱料理」,极具中式风格,大圆桌、大盘菜,据说为长崎新地中华街上的一家中餐馆所首创。


《九十九岛》A0206000009 · 2008年12月1日摄于日本长崎佐世堡

 

距日本长崎县佐世堡市二十来公里的海面上散落着百十来座小岛,统称「九十九岛」,为1955年认定的日本第18座国立公园「西海国立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十九岛有点加拿大千岛湖及中国浙江千岛湖的意思,只是一个在海里,一个在河里,一个在湖里。

我十几年前也是趁出差间隙受长崎的老朋友渡辺先生盛情相邀并亲自驾车从长崎过去的,到了那边就直接上了仿古海盗观光船游览。下了船之后,在岸边吃了点盐烤牡蛎,小憩片刻便往回赶,可谓来去匆匆。

九十九岛一带像是个海产养殖场。经常能见到渔民驾驶工作艇在海岛间穿梭。

如果有时间,九十九岛一带还是有些玩头的,尤其是近年来又新建了观景台、大型水族馆和其他娱乐设施。


《长崎》A0206000008 · 2005年6月26日摄于日本长崎

 

日本人有吃生鸡蛋拌饭的习惯。生吃的鸡蛋都是按日本厚生劳动省《卫生管理要领》的规定生产、消毒并检验的,吃了不太会闹肚子。

头一回有机会吃生鸡蛋拌饭,是在接待公司的酒店餐厅。金山先生一早从家里赶来,陪同我们一起用早餐。

金山先生很有些高仓健的范儿,英俊、魁梧,人很朴实,也很热情。

找到我们的桌子,坐下。不一会儿,早餐就送了过来,每人一个托盘,有米饭、味噌汤、烤鱼、酱菜、培根。一只小盏里放着一枚鸡蛋。

金山先生介绍说,鸡蛋是生的,打在米饭里拌着吃,很美味。说着,他拿起鸡蛋,在碗沿上磕开,移到米饭碗上。蛋液没有如他预期的那样从蛋壳里流淌出来。他又磕了一下,然而还是不见蛋液出来。有些尴尬了。金山先生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将鸡蛋用力一磕,再一掰为二,一看,乐了。

原来餐厅怕我们几个中国人吃不惯生鸡蛋,全都给煮熟了。


《哥拉巴公园》A0206000007 · 2010年1月26日摄于日本长崎

 

哥拉巴公园始建于1864年,最早为苏格兰商人哥拉巴的私宅。1951年,长崎市政府接管后,将长崎市内修建于德川时代至明治时代的数幢被列入「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西洋建筑迁移至此,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哥拉巴公园是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背景发生地。公园内立有三浦环之扮演的「蝴蝶夫人」剧情塑像。

哥拉巴公园位于半山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长崎港。


《大岛海岛酒店》A0206000006 · 2008年12月1日摄于日本长崎西海大岛

 

「大岛」前冠以「西海」,是因为日本有很多地方叫「大岛」。

我们公司的日本投资方之一在大岛,所以经常要去那里学习和出差。早年上岛,都是在佐世堡搭乘高速船,后来修了桥,交通便捷了很多。

记不清前后一共去过几回大岛,但因为时间关系,几乎都是公司、酒店两点一线,没在岛上好好逛过,蛮遗憾的。唯一的例外是一个晚上。那天没在酒店餐厅用餐,而是被邀请在街上吃了一顿「寿喜烧」。

我们公司第一任常驻副总经理仓重先生来自大岛,只是没几年便退休了。有一次趁出差大岛的机会,和同行的同事一起去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特别开心。

第二天,我们搭乘高速船准备离开大岛。仓重先生携全家:妻子、女儿,还有女婿特意赶到码头。当船缓缓驶离码头时,他们四人突然展开一面巨大的红色横幅,挥泪向我们鞠躬道别。横幅上写着:

「欢迎再来」。


《佐世堡风光》A0206000005 · 2010年11月29日摄于日本长崎佐世堡

 

佐世堡是仅次于首府长崎市的日本长崎县第二大城市。佐世堡的历史并不长,在日本的江户时代,这里还只是一个渔村。到了明治时代,由于日本海军开始驻扎,佐世堡才得以快速发展,成为日本造船、重工重镇和日本西南部的一个重要军港,驻有美国海军佐世堡舰队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

佐世堡城市面积和上海的宝山区相差无几,是一座美丽而宁静的海滨城市。九州最大的主题乐园豪斯登堡和日本国立九十九岛公园都为佐世堡所辖。去九州不妨在佐世堡小住两或三天,还是蛮值得的。

九州的福冈、长崎、佐世堡三市之间呈等边三角形状陈列。如果是巴士通勤,时间都在一小时左右。如果从上海出发,可先飞福冈,然后在机场出口处搭乘大巴可直达佐世堡,很方便。


《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远眺》A0206000004 · 2010年1月26日摄于日本长崎哥拉巴公园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的空投任务落到了美国空军第509混成大队斯威尼机组身上。在此之前,斯威尼曾率领他的机组驾驶「艺术大师」号观测飞机在广岛轰炸中担任轰炸效果观测任务。由于这次「艺术大师」号上仍保留着科学仪表,将再次当作观察机使用,斯威尼只好启用另一架B-29轰炸机「博克之车」作为原子弹载机。

当时凌晨三时三十九分,「博克之车」装载着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从提尼安机场起飞,向日本飞去。

斯威尼一次次地祷告,希望自己和保罗 · 蒂贝茨一样幸运。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飞机刚起飞不久便发现有一只油箱出了故障,六百加仑燃料可能无法使用。斯威尼粗略估计了一下航程,认为燃料基本够用,决定继续飞行。当「博克之车」飞临硫黄岛上空的预定汇合点时,另外两架提前起飞的观测和照相飞机本应在那里等候与他汇合,可他只遇到了其中的一架。斯威尼在那里等候了三十分钟仍不见另一架飞机的踪影,于是决定朝小仓飞去。

九时零五分,「博克之车」飞抵小仓上空。这天小仓上空气象条件很差,空中布满厚厚的云层,地面也是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博克之车」在小仓上空盘旋了三周,始终未能找到预定的瞄准点「五号军火库」。这时小仓的地面防空部队发射了密集的高射炮火,斯威尼只得提高飞行高度。当斯威尼决定再一次进入小仓上空搜寻目标时,接到无线电报务员报告:从截获的日本截击航空兵使用的频率看,可能会有战斗机升空拦截。机上一阵慌乱。斯威尼来不及与基地联系便调转机头向西南方向飞去。他决定改为轰炸长崎。

离开小仓后他命令向基地发报:小仓上空无法投弹,改炸长崎。十时点二十八分,飞机抵达长崎上空。恰巧这天长崎也是多云天气,「博克之车」第一次进入长崎上空也未能找到目标。燃料表的指针在急骤地下降,斯威尼心情异常紧张,他决定第二次进入时无论如何也要把「胖子」投下去,于是向机上人员宣布:「改用雷达瞄准,准备投弹,返航。」

投弹手克米特 · 比汉和菲阿比一样,也是一个老手。当他正准备换用雷达仪器瞄准时,突然发现身下两块云团之间有一大段空隙,透过空隙可以清楚地看到瞄准点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他立即通知斯威尼,可进行目视轰炸。

十时五十八分,「胖子」脱离「博克之车」落向长崎。四分钟后,这颗2.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在长崎上空503米处引爆,造成当时仅有二十三万人口的长崎市当日就有十万余人伤亡或失踪,百分之六十的建筑被毁。


《岚山》A0204000023 · 2010年12月4日摄于日本京都

 

去日本之前,对这个邻国的了解仅限于《地道战》、《地雷战》,再就是《血疑》、《追捕》、《望乡》等几部日本片子。至于语言,1984年应邀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时学的《幸福拍手歌》和《邮递马车》两首日语歌、《新日本语》的前十几课、日语平假名十之六七及片假名十之二三,差不多就这些了。

由于文化不熟加上语言不通,早年在日本经常能把自己的脑瓜子弄得「嗡嗡」的。

有一回游玩佐世堡的豪斯登堡。在商场的中国柜台,见一中国产卡通相机很好玩,便买了一架,想捎回家给丫头当礼物。

陪同的日本友人好奇地问:「买了啥啊?」

「礼物,おみやげ。」我对自己的发音很有信心。我一边说,一边把相机递到他跟前给他看。

果然,他听懂了,双手接过相机,很诚恳地说了句:「ありがとう!」

我也听懂了,他说「谢谢」。

他竟然说「谢谢」!

我知道误会了,他以为我是给他送礼物。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为了避免尴尬,我趁他不注意,就又重新买了一架藏在包里。

再一次是在京都的岚山。那次是趁休息,独自从大阪跑去赏秋。晌午时分,在大堰川边上找了家小麺馆。露天餐桌上竖着块小牌子,一瞅,「辣拉麺」,猜测应该是这里的招牌麺。这个可以的。店家过来问想吃点啥,我指了指那牌子,「就这个吧。」

几分钟之后麺上桌。我一看傻眼了:黏乎乎的一坨子,跟想像中的漂着红油的拉麺全不是一回事。诚惶诚恐地用筷子挑了点,试探着米西了一口,再看桌子上那牌子,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日语「辣的」和「咖喱」发音很近,只是一个用平假名,一个用片假名。我哪里闹得明白,想点碗辣的麺,结果端上来的是碗咖喱麺。

既不能扔也不能换,那样不但太过失礼,而且还费钱。好歹一千日元来着。一千日元在「百元店」能里买十支圆珠笔。在当时,这些圆珠笔在国内当礼物能送好些人。

硬着头皮吃吧。自己点的麺,含着泪也得吃完。

这些也都算了,顶多是自己的脑瓜子有点「嗡嗡」的。可有一回,把人家的脑瓜子给弄「嗡嗡」了。

记得是在大阪,坐地铁。在自动售票处,找到下车站,买票,数了数应该坐几站,又念了几遍下车站的发音,觉得可以了,信心满满地上了车。

一路上生怕坐过站,一边心里头默默数着,一边竖起耳朵听广播里的报站。谁知还没到下车站,车停了。车窗外黑漆漆的没一点亮光,而车厢里也就剩我一人。

怎么回事?

我赶紧起身,凑到门框上的线路示意图前想弄明白车到哪了。这时,司机从前面的车厢走了过来,关切地问:「您这是?」

我连忙解释,我想去哪哪,不知道为什么车停在这里不走了。

他「叽哩哇啦」说了一通,见我大大的不明白,示意我跟他走。

接下来的事,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他带我去了车头,让我在驾驶室外头等着,自己跑进驾驶室,把一整列地铁给倒回了站台。他把我领下车,告诉我,就在原地等下一趟地铁,坐一站,就能到我要去的哪哪了。见我听明白了,他回到车上,把一长溜地铁重新开回刚才停车的隧道。

原来我先前坐的是一趟区间车,人家下班了。


《饺子》B0000000084 · 2020年2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

 

吃西瓜吃西瓜切切切,包饺子包饺子捏捏捏。

 

凌晨两点,饥饿难耐。起床,先是给自己开了张「固本正气」的方子:

各式餐食 一日四次 每次一顿 早、中、晚、夜宵时荤汤送服

然后下厨房,执行医嘱。

妈妈清早下了五公斤面粉的单,外公快晌午时从小区门外给扛了回来,外婆下午和面、剁馅,最后是闹闹一起掺和着包成了饺子。

尽管闹闹包的饺子也都是馅在里头、皮在外头,但很特立独行,莫可言状。妈妈看了有些吃不太准,疑惑地问:「这是饺子?」

前几天,闹闹闲得神经错乱,用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铰得跟狗啃似的。学校的李老师见了,安慰说,发型很酷,跟当初她给儿子剪的有一拼。我说这叫名师出高徒弟。果然,闹闹没让李老师失望,包出来的饺子跟元宵节那天李老师包的也很有一拚。


《荷兰坡》A0206000003 · 2010年1月26日摄于日本长崎

 

长崎有两个与荷兰有关的景点:「荷兰村」和「荷兰坡」,我搞混过。

荷兰村,日语「ハウステンボス」,官方中文翻译「豪斯登堡」。豪斯登堡是一座获荷兰王室许可后修建的仿十七世纪荷兰街景的主题公园,占地面积为东京迪斯尼的两倍。整个园区以荷兰女王在海牙的宫殿为蓝本,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拥有人工运河、博物馆、娱乐设施、购物中心、餐厅、酒店,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

荷兰坡,日语「オランダ坂」,是旧时长崎的一个外国人聚居街区。在日本锁国时期,只保留了与荷兰和中国两国通商,当时在长崎的洋人只有荷兰人。即使日本重新开国后,长崎人也习惯性地把所有洋人都称为「荷兰人」。荷兰坡是长崎最具异域风情的一个街区,尽头是日本最古老的,由法国祖父所建的大浦天主堂。


《长崎》A0206000002 · 2008年2月21日摄于日本长崎

 

「崎岖路,长情在」被印在了日本长崎援助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救灾物资外包装上,励志、温情,又暗藏了「长崎」二字。

长崎县,位于日本九州西部,首府长崎市。

去日本九州的观光客,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同样位于九州的福冈,其实长崎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历史上的长崎一直是日本的对外门户,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很多学僧就是从长崎出发远渡中国的。公元1570年,长崎港正式开港,次年便与葡萄牙和中国通航。也正是此时,长崎开始逐渐形成城镇。公元1616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来自欧洲商船只能停靠平户和长崎两地。到1635年,又取消了平户,长崎成为全日本仅有的一处对外贸易港口。1636年,日本中止了与葡萄牙的贸易往来,只保留继续与荷兰及中国通商。不知道长崎市内两处著名观光景点荷兰坡「オランダ坂」及新地中华街「新地中華街」是不是与这段历史有关。

长崎不仅有着与日本本州不同的独特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也很有名,包括国立九十九岛海洋公园、云仙活火山等。除此之外,长崎的温泉、美食、购物也各具特色。

长崎离上海仅850公里,但上海似乎没有直飞长崎机场的航班,大都需从大阪或东京转。可以考虑上海直飞福冈,然后在福冈机场坐大巴抵达长崎,记得也就一个来小时,还是很方便的。


《大眼对小眼》F0300000293 · 2019年7月10日摄于加拿大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率之高,非常惊人。有权威消息称,近距离接触时,只需几秒就能传染。而且一旦感染,不仅本人,就连身边的密切接触者都要隔离。家全乱套了。

前两天,老岳母生日。外婆说想跑去陪陪老太太,但最终还是经我劝说后改变了主意。我说老太太年纪大了,要是真因我们的疏忽而受到感染,我们必定永远无法安心。这样的后果我们根本无法承担。

最近半个月,取快递、倒垃圾,我绝不敢让其他家人出门。而且每次出门,都要换上一套专门的衣裤,戴好口罩,双手套上保鲜袋。回家后,如果有快递,先放在阳台上晾着,然后再把手上的保鲜袋翻过来、丢弃,仔细洗手、换衣裤,之后再洗手。

诚惶诚恐。

没人有权力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

在确认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家庭聚会或相互串门导致传染。我真是弄不明白,在当前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甘愿冒着极大的凶险聚会、串门。59881例确诊、1367例死亡,这些数字还不够触目惊心?

任性的聚会和串门无异于谋杀,而且被害的是自己,是至亲。


《陶俑》M0000000014 · 2020年1月23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人殉,也就是活人陪葬。

中国的人殉风俗很可能始于原始社会。到了商朝,由于崇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就是以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安排其后事,所以厚葬、人殉之风盛行,甚至成为了一项「制度」。考古发现,在很多大墓中,随葬的除了大量的器物,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殉葬者的骸骨,有的甚至达数百具之多。

到了周朝,人殉制度依然盛行。《西京杂记》记载:「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

由于人殉数量太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兵役和劳力的短缺。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秦献公首先对人殉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启了陶俑殉代替活人殉的先河。有学者认为,秦献公的这一改革是秦国能从诸国中脱颖而出,最终统一中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汉唐时期,除了活人殉和陶俑殉,曾出现过死人殉,也就是殉葬者死后才会被陪葬。

宋、元、明、清各朝,人殉风俗几度沉浮,直到清康熙之后,人殉现象才真正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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