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F0300000308 · 2019年9月18日摄于德国巴伐利亚帕绍
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单位离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想买辆自行车代步,于是到银行办了张「零存整取」的存折,每个月买张十元的贴花。一年之后,存了有一百多块。也是赶巧,单位说要献血,跑到中心血站,献了二百毫升。没想到工会奖励了一张自行车票。就这样,买了辆自行车,「永久」牌,26吋,不锈钢挡泥罩。当时的感觉真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我以为,幸福就是从接近到达成目标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个中的关键是我们给了自己设定了怎样的一个目标。目标不要过大,不要不切实际。达不成的目标不会给我们幸福,相反,会给我们感到焦虑、失落和挫败。再者,幸福感会在目标达成后很快开始衰减。所以,即使有能力达成一个大的目标,我们也不妨将这个大目标拆分成几个阶段性小目标,这会让我们有更多、更持久的幸福感。
趁着清明、谷雨,买三五十斤新摘的春茶,藏在冰箱里冻着。每天醒来,捏些许投入杯中,用水沏开了,揍在手里,闻有清香,品有回甘,足可以幸福一整年。
《火烈鸟》E0400000004 · 2018年8月13日摄于肯尼亚博格里亚湖
刚调到新公司时是没有工作餐的,午餐就去街边买盒饭。那时一套盒饭也就四五元,还个三毛五毛的没多大意义,又费时费力的很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摊主说多少就给多少。
有一次,是一个夏天的中午,我去买盒饭。记得很清楚,我挑了一个糖醋小排,一个油面筋塞肉,再就是一个炒青菜。摊主悄悄地跟我说,油面筋塞肉是昨天剩下的,今天重新回过,不好吃,换一个别的什么。
我们公司在郊外,四周有很多的农田。每逢盛夏,村道边上就会摆出一个西瓜摊。摊主是一个安徽农民,在附近承包了一些地,搭了大棚,种西瓜。
我通常隔一周就去买几十斤西瓜,每次都跟他说,我不懂西瓜,你给我挑,钱你说了算,但瓜一是要好吃,二是不要缺秤。结果每一次他都没让我失望。
有一天下班开车路过他的摊位,被他拦了下来,让我等他一会儿,说要回家拿样东西给我。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硕大的白色的西瓜。他告诉我,这是个好瓜,不多见,既没舍得吃也没舍得卖,留了几天,就是想送给我。
不是我有多幸运,遇到的都是好人,而是我知道,再好的商家,一旦你剥夺了他的合理利润,他是有可能变得不怎么好了。
正所谓「无利不起早」。
不仅在生活中,工作中也同样应该记住这一点。一个项目,无论供应链有多长、合作公司有多少,都必须弄明白各个环节的利益点在哪里,是不是合理。合作公司的利润过高,意味着我们公司蒙受了损失;但如果合作公司利润明显过低,甚至没有利润,我会很警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冒偷工减料的风险极高,整个项目最后很可能无法收场。
买卖就是买卖,无关情怀。等买卖结束、各得其利之后,有时间,也有心情来谈天,谈地,谈情怀。
《康苏埃格拉》A1303000026 · 2015年10月2日摄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
康苏埃格拉,传说中与唐 · 吉诃德骑士大战三百回合的风车阵所在地。
在这次新冠脑炎疫情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搬出了「群体免疫」大法。
群体免疫不是新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在97年前的1923年针对麻疹防治时归纳总结而来。这个学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随着麻疹病患的持续增加,新的感染病患在持续减少。
大多数的传染病有一个特征,就是痊愈后体内会产生针对这种传染病的抗体,从而获得免疫力。「群体免疫」的理论是,当整个人群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感染过某种传染病并且痊愈后,所有人将变得安全,不会再受到感染。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已经获得免疫力,他们也就不会再被感染;这也意味着第三个人因为没有传染源,因此也是安全的。
麻疹已经在全世界传播了数百年,人类依然没有获得想像中的「群体免疫」。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在普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仅2018年一年就有超过14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
想要真正实现「群体免疫」几无可能。
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群获得免疫,剩下的三分之一人群就变得安全?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即使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没有免疫力,他依然不安全。因为虽然人类不会传染给他,但他还是有可能被自然界中的感染源感染。
新冠肺炎,目前还没有疫苗。要想达到群体免疫的最低限度,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将有50亿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不能获得任何医疗干预而受到感染。如果按4%的死亡率估算,将有2亿人因此死亡。这非常残酷,而且毫无人性。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提出用「群体免疫」大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是财政和医疗都捉襟见肘的发展中国家而大都是发达国家。
为什么?
一方面,在这次疫情中,最大的受害群体是免疫力低下的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老年人以及社会低层的人们,而实际控制着国家权力的追本逐利的资本是不会介意这些已经没有多少「经济价值」的群体;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想像,要是哪个发展中国家率先搬出「群体免疫」大法,分分钟就会被发达国家的政客和媒体的「人权」唾沫给淹死。
这次疫情中让不让民众戴口罩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自拍》F0300000303 · 2014年7月25日摄于德国巴伐利亚罗滕堡
青年节。
谁是青年?不太清楚中国是不是有法定标准,但我的认知是,初中毕业到而立之年差不多算是青年。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段是有明确划分的:
0至17岁为未成年,18至65岁为青年,66至79岁为中年,80至99岁为老年,100岁及以上为长寿老人。
不知道联合国这一最新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要知道,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超过65岁的国家也只有180个,超过79岁的甚至仅有50个。如果以人均预期寿命为标准,这就意味着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中,至少有44个国家的国民活不到中年,有174个国家的国民活不到老年。
匪夷所思。
好吧,新青年,节日快乐!
《岚山街景》A0204000026 · 2017年12月6日摄于日本京都岚山
郭德纲在他的相声里讲过一个段子,说村长一早招呼王老根、何翠姑、张富贵、李老栓几个村民下地干活:「威廉,伊莎贝尔,弗兰克林,艾伦娜,开工喽!」
原话记不太清,但意思大致如此。
我的名字土得掉渣。我觉得,名字无论俗雅,好歹是父母或翻字典或央人家给起的,藏着希望,藏着寄托,所以从来没想过要换个名字,更别提起个洋名了。
不会有人因为你叫「威廉」而觉得你有皇家血统。不存在的。
印象中日本人起洋名的不多。尽管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实行全面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直接使用「罗马字」而不是起一个洋名,顶多只是按照西方的习惯名先姓后。
去年五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希望外国媒体使用「罗马字」报道日本人姓名时,能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先姓后名。这是对传统的回归,被称为「正名运动」。
记得大约三十岁以后,当需要使用拼音书写姓名时,我都是先姓后名。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和传统。
《唐陶俑》M0000000016 · 2020年1月22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博物院
最近几天,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以及北部的默西赛德等地,5G基站被肆意破坏,甚至被纵火焚烧,电信员工也遭人辱骂。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3月12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的健康峰会上,一位名叫托马斯 · 考恩的美国医生在会议期间公开声称「是第五代移动通信,即5G技术导致了新冠疫情的爆发」。他解释说,5G辐射导致了新冠病毒的爆发。疫情之所以没有在非洲爆发完全是因为非洲「不是5G覆盖地区」,而武汉正相反,因为武汉是全球最早修建5G基站,所以疫情最早爆发。
一个名为本 · 麦凯的「脸书」用户是托马斯 · 考恩的忠实拥趸者。他归纳说,2003年,3G问世,非典爆发;2009年,4G问世,猪流感爆发;而这次,5G问世,新冠肺炎爆发。
对于这种说法,有人不信,一笑了之;有人信了,于是一把火把5G基站给烧了。
托马斯 · 考恩也好,本 · 麦凯也罢,如果不是出于哗众取宠或其他别的目的,他们的观点其实是一种「经验」。
所谓「经验」,就是通过归纳,在不同现象或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从而主观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举个例子:老李家的孩子结巴,老李给了他一巴掌,孩子不结巴了;老王家的孩子结巴,老王给了他一巴掌,孩子不结巴了。如果老赵家、老孙家也都如此,很可能给人一种印象:耳光可以治结巴。这就是经验。
经验可能真,也可能伪。如何辨别真伪?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
最后回归正题。
传统医学是一种经验,有真有伪。如何去伪存真?那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逐一筛选、验证。不然,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层面,永远真伪莫辨。
《口罩男孩》F0300000301 · 2020年3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杨浦江湾湿地
愚人节。
当地时间昨天,德国病毒专家、柏林夏利特医院病毒研究所所长德罗斯腾教授昨天在接受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呼吁民众为防止传染新冠肺炎而戴上口罩。无独有偶,此前一天,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公布了一项「强制口罩令」:在不能保证两米「社交距离」情况下,比如进超市购物,必须佩戴口罩。
自这次新冠肺炎全球爆发以来,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强烈反对普通民众戴口罩,给出的理由千奇百怪:口罩是给病人戴的,健康人没有必要戴口罩;健康人戴口罩弊大于利,因为可能会让健康人产生虚假自信;可能会戴上不合格的口罩;因为不能正确使用口罩而使效果适得其反;如果咳嗽或打喷嚏,用臂肘遮挡比口罩更有效。
这些理由在我们看来荒谬到根本不值得一驳,但西方国家的很多民众对此却深信不疑,以至于发生多起敌视,甚至攻击那些佩戴口罩的人。在这样的舆论和现实压力之下,很多人,尤其是亚裔,明知要冒极大的风险也不敢轻易戴口罩。
我毫不怀疑,在这样不负责任的忽悠之下,很多原本可以幸免于难的人因为没有口罩的防护而感染上了新冠肺炎,并且因此丧命。
强调普通民众不要戴口罩,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口罩应尽可能满足处于高度危险之中的医护人员的防护。无论如何,应该将实情公之于众,取得民众的谅解和支持,而不是寻找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忽悠和误导民众。这不但非常的不道德,而且也过于侮辱智商,看着都觉得尴尬。
现在强调戴口罩,不是认识上的改变,而是口罩紧缺的情况开始有所缓解,如此而已。
其实作为个人,只要稍有判断能力,对于要不要戴口罩这样问题,轻而易举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为什么强调医生要戴口罩?为什么强调病人要戴口罩?为什么强调要保持「社交距离」?所有这些都基于同样的事实,那就是防止或降低新冠肺炎毒辣通过空气传播的风险。既然如此,健康人戴口罩一定是利大于弊。
最后来看一个十几年前美国密歇根大学在流感大爆发时期对该校1437名住校大学生所做的跟戴口罩和洗手相关的实验。
这所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随机抽选了3栋宿舍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分为A栋、B栋和C栋。研究团队要求:A栋宿舍的学生每天必须戴口罩、B栋宿舍的学生每天必须戴口罩和洗手、C栋宿舍的学生不用戴口罩也不用洗手。6个星期之后,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B栋宿舍的学生感染流感的人数要比其他两栋宿舍的少35%。
《立体视觉小试验》F0300000296 · 2020年3月16日摄于中国上海
昨天课间休息的时候,见闹闹在玩笔,就问他为什么不抓紧时间把作业做了。他说突然想起他小时候我跟他说过:如果只用一只眼睛的话,很难顺利地套上笔帽,想试试是不是真是这样。
小时候,这家伙老是喜欢拿着东西东奔西跑。我跟他说,这样很危险,万一磕着绊着,伤了眼睛麻烦就大了。他说他有两只眼睛,伤了一只,还有另一只。我说一只眼睛虽说还能看见东西,但很不方便,连套个笔帽都费事。没想到这句话他一直记到现在。
我们的两只眼睛是分开的,这样当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两只眼睛看到的画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左眼除了能看见它的正面外,还能部分看见它的左面;右眼除了能看见它的正面外,还能部分看见它的右面。而我们的大脑会将左右两眼看到的两个不同画面和以往的经验进行对比,就能辨别出物体的距离,于是我们就有了立体感。
立体电影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制作的:用两架中间隔着一定距离的摄影机同时拍摄。放映时,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比如特殊的银幕以及特殊的眼镜,让我们的左眼只看得到左边摄影机拍摄到的画面,右眼只看得到右边摄影机拍摄到的画面,从而在我们的大脑里产生立体视觉效果。
所以,如果闭上一只眼睛,由于没有了距离感,我们很难顺利地将笔帽套在笔尖上。
《星空》A0101030009 · 2020年1月18日摄于中国上海黄浦上海星空艺术馆
朋友发来一个段子,说隔壁老王在家憋闷了,想去韩国散散心,便请了两周的假,买了上海、仁川的往返机票,于二月一日动身前往韩国。倒霉的是,老王刚下飞机便被韩国相关部门要求隔离十四年。隔离期满,假期也过了,只得回国。不料形势突变,韩国新冠疫情爆发。为控制疫情输入,老王和其他所有乘客被中国防疫部门要求隔离十四天。老王欲哭无泪,长叹道:整个二月份就这样被隔离没了。
其实老王算是幸运的,因为今年是公历闰年,二月份有二十九天,至少还给他留了一天。
地球自转一圈为一天,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为一年。
由于地球公转一圈大约需要365.2422天,而公历平年一年只有365年,所以每隔四年就会积累出一天左右的偏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历规定每隔四年设置一个闰年,即在二月份增加一天,为二十九天。为便于计算,规定但凡能被4整除的年份定为闰年,比如今年,但对于整百年年份,比如1900年、2000年、2100年,只有能被400整除才是闰年。
即使如此,大约每3300年也还会有一天左右的偏差。记得格林尼治时间2015年6月30日那天的最后一分钟不是60秒,而是61秒。这多出来的一秒也是为消除多年积累起来的偏差而设。
《大眼对小眼》F0300000293 · 2019年7月10日摄于加拿大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率之高,非常惊人。有权威消息称,近距离接触时,只需几秒就能传染。而且一旦感染,不仅本人,就连身边的密切接触者都要隔离。家全乱套了。
前两天,老岳母生日。外婆说想跑去陪陪老太太,但最终还是经我劝说后改变了主意。我说老太太年纪大了,要是真因我们的疏忽而受到感染,我们必定永远无法安心。这样的后果我们根本无法承担。
最近半个月,取快递、倒垃圾,我绝不敢让其他家人出门。而且每次出门,都要换上一套专门的衣裤,戴好口罩,双手套上保鲜袋。回家后,如果有快递,先放在阳台上晾着,然后再把手上的保鲜袋翻过来、丢弃,仔细洗手、换衣裤,之后再洗手。
诚惶诚恐。
没人有权力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
在确认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家庭聚会或相互串门导致传染。我真是弄不明白,在当前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甘愿冒着极大的凶险聚会、串门。59881例确诊、1367例死亡,这些数字还不够触目惊心?
任性的聚会和串门无异于谋杀,而且被害的是自己,是至亲。
《小景》A0124010002 · 2020年1月24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德发长
现在接受信息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无论是通过报纸、电视,还是广播,我们都只是被动接受,没有选择。但现在,由于网络的出现,我们能够主动寻找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信息,此其一;其二,和传统媒体不同,大量来自自媒体的信息鱼龙混杂。其中相当一部分自媒体唯流量是图,你感兴趣什么它就编什么,真假莫辨;其三,由于技术的发展,一些新兴的网络媒体平台可以做到投读者所好,按读者的兴趣定向推送文章。
如果说过去我们是有什么吃什么,那么现在是,我们想吃什么就可以点什么,媒体就给我们做什么,平台就给我们端什么。更糟糕的是,人性决定了我们总是更关注那些令自己感到焦虑和不安的负面信息。于是我们像是遇到了「鬼打墙」,在自己、媒体以及平台共同营造出的梦魇中挣扎,并且不断循环、反复强化,从焦虑、不安变得愈发的焦虑和不安。
《唐三彩陶俑》M0000000025 · 2020年1月13日摄于中国陕西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
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谁想出的这馊主意,你就不怕断子绝孙啊?」
俑,即陶俑,用来代替活人殉葬。
中国古代曾盛行活人殉葬,非常残酷。以陶俑代活人算是一种进步,但为什么为孔子如此深恶痛绝,以至于恶言相向?
对此,后人有诸多解释,毁誉各半。有说是孔子认为以俑代人是对先人葬仪的背叛,是不古,因此气急败坏。但这种解释与孔子「仁者爱人」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更为合理,那就是,孔子不是反对以俑代人,他反对的是殉葬制度。陶俑的出现,让殡葬制度得以延续,活人殉葬就有可能死灰复燃。
事实上,孔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尽管一再改头换面,但活人殉葬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