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A0102070001 · 2015年2月19日摄于中国浙江绍兴
安昌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和东浦、斗门和柯桥一起，并称绍兴四大古镇。
安昌所在的绍兴，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禹、勾践、西施、范蠡、王充、贺知章、王羲之、陆游、赵之谦、蔡元培、周恩来、鲁迅、邵力子、竺可桢、夏眄尊、马寅初等等，都出生于绍兴。
除了这些名人大家，历史上的绍兴还有过一批特殊人群：绍兴师爷，而安昌正是绍兴师父的故乡。
所谓「师爷」，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的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其下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则被称作幕僚、幕宾、幕友等，也就是民间所称的「师爷」。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入幕5年，徐渭政绩卓著，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纵观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发展轨迹，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而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身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邬思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清代野史》载，邬思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不第，遂「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镜「罗而致之幕下」。一日，「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耶，抑仅为寻常督抚耶？』文镜曰：『必为名督抚。』曰：『然则任我为之，公无掣我肘可耳。』文镜问将何为？曰：『吾将为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镜知其可恃也，许之。则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镜名，上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因此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固早窥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果获罪，而文镜宠遇日隆」。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思道在田文镜幕中，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就使以邬斯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身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及田文镜卒后，「邬先生去大梁，他督抚闻邬先生名，争以厚币聘之」。并由此引得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冀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新的机遇。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以遂一己之图，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是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桐豫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为曾国荃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埙为左宗棠的师爷。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不仅巩固壮大幕主的地位权势，也为削弱中央集权统治、形成地方军阀割据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于鼎盛，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
绍兴师爷的衰微以至没落始于清末。其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变法」，推行「新政」，陆续颁布并实行一些「改革」措施。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因之弱化。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名。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达8000多人。国内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削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政府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事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法政速成班、养成所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这类毕业生便得以其所学之博而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