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丘坛内壝棂星门》A0108030005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
「棂星」原为「灵星」，灵星也叫田天星，在二十八宿之一的「龙宿」的左角主管农业和文运。古时祭天祈年，常造灵星门以表天门。灵星门因形似窗棂，故也称棂星门。
其实，棂星门是从唐代的乌头门发展而来的。宋代《营造法式》记载的乌头门图，可以看出和现在的棂星门略同。其形式为：在两立柱之中横一枋，柱端安瓦，柱出头染成黑色，枋上书名。柱间装门扇，古代有以旌表的建筑。宋代以后，棂星门只是作为一种象征而不再具有防御等实用功能，于是，棂星门只剩下华表柱和额枋横梁构成冲天式牌坊。
天坛作为皇家祭天之所，自然少不了棂星门。天坛共有棂星门二十四座，内外壝东、南、西、北四面各三座，南面最大，为上帝专用；东面次之，为皇帝专用；西面再次之，为其他人员所用。
其实棂星门最常见于各地的孔庙。自明洪武十五年，孔庙前开始出现棂星门，喻尊孔如天。
《皇城根儿》A0108020003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
在北京，穿行在胡同小巷的三轮是风景一样的存在。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讲述一个名叫松广新，人称「五爷」的北京三轮车夫的故事，活脱脱一幅京城市井风情画卷，鲜活生动，饶有兴味。
文章摘录如下，略有删减。
傍晚五点，松广新穿着棕色工作服，戴着黑色雷锋帽，牵着一条阿拉斯加犬，走在什刹海的胡同里。遛狗，是他蹬完一天三轮后做的第一件事。
后海的水面已结冰，胡同里的行人裹着冬衣，缩着脖子。路过酒吧街，有人上前询问阿拉斯加的价格，松广新眯着眼，笑呵呵地应着，身子摇摇晃晃，十分得意，就像白天蹬车时，外人喊他「五爷」。
「什么叫『爷』，那都是古代贝勒们的称呼，能当爷的都得有能耐。」松广新两手背在身后。
松广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打小就生活在什刹海。这片区域有300位三轮车夫，但像他这样的老北京人，所剩无几。2010年，北京旅游咨询中心将他和另外7个北京人打造成什刹海三轮车夫中的标杆，号称「后海八爷」。
在此之前，他们有的管过游戏厅、修过文物，有的曾是国企职工，有的「啥都不会」，总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北京人。十多年前，他们开始在什刹海边蹬车，从此就成了「爷」。
「别的不好说，在什刹海，十个导游也顶不上我一个」。迎面有人走来，叫了松广新一声「五爷」，他迈着八字步，甩着胳膊，应了一声。
没活儿的时候，常二爷、松五爷、李六爷凑在一起晒太阳，他们以标准的「北京瘫」姿势，卧在什刹海边的椅子上。
「八爷」的排序都是自己定的，四十四岁的松广新年龄最小，他在家排行老五，就成了五爷，六爷看前面序号都被人选了，图个吉利，选了六爷。如今，「后海八爷」中只剩下三个还在蹬车，其他几人都已经退休了。
下午三点，一个女孩带着父母走到常二爷面前，「坐车，多少钱一位？」
「八十、一百二、一百八。」
「能不能便宜些？」女孩皱着眉头。
「公司死规定，交钱也不是我们收，到屋里交。我们也挣不了你们多少钱。」
「我跟着走，你拉我父母吧。」女孩还是想点省钱。
「我蹬三轮你跑能跟的上吗？要不你们去找别的车吧，我不拉了。」常二爷笑着拒绝。
松五爷站在一边叼着烟，「早前拉人也要对脾气，能聊得开心的，免费拉我们也愿意，如果不对付的，给我多少钱爷也不伺候」。
但遇到外国人或台湾游客可就不一样了。这些人不砍价，按每人一百八的最高标准给钱，有时候还会给小费。
松五爷记得第一次拉外国人时的场景，那趟活，他赚了四百。
「从那以后，我见了老外就像见了我亲妈似的，我的心就瘸了。」
蹬三轮虽然挣钱，但三位「爷」从来没干过「截胡」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停车拉客的地方，截胡不仁义，从来没想过干这缺德事。」松五爷说，拉车有拉车的规矩，就像过去什刹海边上的景观，「前不栽桑，后不栽柳」，规规矩矩，整整齐齐。
在什刹海的张伯驹故居附近，松五爷看到一辆三轮车挡住了来往的机动车辆，他扯着嗓子喊「三轮车让让，挡着道了」，嘴里小声嘀咕，「现在拉车的越来越没规矩了」。
在一般人眼中，「蹬车」的人主要靠出卖力气吃饭，很容易让人想起「骆驼祥子」。他们也会自嘲是「臭拉车」的，但也就是自嘲而已。五爷看电视，只看北京台，向游客介绍什刹海，也是「先有什刹海，后有北京城」。生为北京人，住在什刹海边，他们丢不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拉车时，他们边问乘客的老家、职业，边介绍景点和典故：「你知道烤肉季开了多少年了吗？你知道恭王府门上有几个门当吗？」坐在后面的外地乘客如愿以偿地说「不知道」，他们立马高声给出答案。
五爷觉得自己在拉车行里算得上顶尖的那几个。「我们这是特许经营，知道吗？」松五爷指了指胸前，那儿闪耀着一枚黄色、长方形的小胸章。他们由北京旅游局统一管理，蹬着发放牌照的人力三轮车，车子黑色车身、红色车篷统一式样，标识齐全。
与游客聊北京文化，黑三轮也干这事儿，但遭到三位「爷」的鄙视，「正规公司蹬三轮需要考试的，黑三轮知道些啥？」「外地人根本说不出北京的味道，只有咱老北京人能说出来。」
有一次，一个大学教授坐松五爷的车，「听了我讲的什刹海历史之后，说我不应该蹬车，应该去教历史。」
松五爷说着，摘了一下黑色的雷锋帽，头发全是油，黏在一起，他用手捋了一下，又赶紧戴上了。
松广新自称祖上是正黄旗满族人，「老舍《茶馆》里的松二爷可能就是我祖宗的原型」，他边说边比划着，「就是抽大烟、遛鸟的那个」。
包括五爷在内，「后海八爷」都是地道的老北京人。他们大多打小就生活在什刹海，或是发小，或是朋友，「都是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都说一到夏天后海就开锅了，人像下饺子一样在后海这游泳，我小时候天天在这游泳，人送外号『浪里白条』。」每到一个景点，松五爷便停下蹬车，侧着身子，快速地讲解，说完启程到下一个景点。
松五爷是在二十八岁那年决定蹬车的。他初一辍学，偷过鞋和井盖，卖过废铁，也卖过麻辣烫、羊肉串，开过饭馆，但都一事无成。媳妇怀着孕，他却还像公子哥似的游手好闲，玩彩票、玩牌。母亲让他找活儿干，「我啥都不会能干什么呀？」
哥哥松广贵看了他一眼，「跟着我蹬车吧」。
第一天蹬车，松五爷穿了一身西装，锃亮的皮鞋，戴着小礼帽，骑着在街道边淘来的二手三轮车，哥哥训斥道：「你这样像蹬车的吗？」第二天，他换上了坎肩、胶鞋。
但蹬车也要蹬出「面儿」。松五爷选了当时昂贵的电镀三轮车，镶着各种铜活，铜制的手拎、脚铃，铜制的把手，「那辆车当时有两千多块钱，骑着有面儿，知道吗？」他曾经养过鸟，挂在三轮车前，最后被猫叼去了。
五十八岁的常二爷和松五爷打小就认识，他曾经是北京房屋装修公司的员工，负责维修古屋、文物。2002年国企改革，他下岗了，不得已干起了蹬三轮的行当。
李六爷早前在一家电玩娱乐公司管理场所秩序，2002年公司被政府取缔后，便在后海开了一间小卖铺，年末，什刹海酒吧兴起，房租上涨，小卖铺开不下去了，他被迫选择蹬车，「这不都是被逼无奈吗，有钱谁蹬车呀。」
刚开始蹬车时，二爷、六爷时常被邻居问；「好好的国企工作不干，蹬什么车呀！」他们一脸通红，不知该如何回应。「时间久了，就适应了，凭体力挣钱没啥丢人的。」常二爷倚靠在三轮车上，双手插在袖口，手里转着一对核桃。
身在复杂的「蹬车」江湖，少不了一些凶险。松五爷起初在郭沫若故居附近蹬车，2002年末遇到了一个「北京大流氓」，「刚从监狱里出来，看着蹬车挣钱呢」，把他们撵到了恭王府。
过了不久，五爷到银锭桥拉客，又来了两个东北人，「手底下养了四十多辆车，除了郭沫若故居门口，他哪都敢琢磨。」他对这俩人的印象不好，「起车的时候八十截胡，到站就要二百，不给就一群人上来围住。」
常二爷曾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蹬车，老头算是什刹海蹬车最出名的人，留着关公一样的大长胡子，穿着唐装，布鞋，每天在后海边喊英语。2009年，邻居将老头三轮车胎扎破，被老头撞见，一生气拿着晨练的大刀把人杀了。
松五爷小时候的梦想是在后海开一家北京炸酱面馆，原本缺少资金，后来有了点钱，他却嫌开面馆太麻烦，「还是蹬车适合我，蹬了十五年，干不了别的了。」
前几天，松五爷请了病假，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开的证明，腰椎间盘突出。
请假的真实原因并非疾病，而是跟公司置气。「我上个月一共挣了两千八，公司因为考勤和工作指标，扣了我三百五，我气不顺，『翻车』不干了。」他认为自己没有迟到、旷工，考勤问题是机器造成的，工作指标没完全是因为他常帮公司接待访客，花费了大量时间。
「八爷」挣点钱并不容易。常二爷已经连续两天都没拉到客人了，「天太冷了」，每年只有6个月能挣到钱，冬天客人特别少，「什么爷不爷的，挣到钱才是爷。」
常二爷时常怀念过去，「当年做学徒的时候工资十六块，后来长了两块，工资是少了点，但我每个月还能攒下点钱，买块手表啥的。现在一个月底薪一千五，没完成任务就扣了。」
松五爷也会「遥想当年」，但更多是「吃」，「以前的后海，扔一个筐进水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筐一提溜起来，上面爬满了螺丝，拿回家倒点香油，把泥吐干净了后，拿开水煮熟、蘸了酱油，拿针挑着吃，特香。现在想要吃，只能去吃簋街的麻辣螺丝。」
他曾「阔过」。三年前，他什刹海的十二平米大杂院被拆了，换成了西二旗一百零八平的楼房，还得到了一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但他没有留在西二旗，而是继续回到什刹海，在鼓楼附近租了一间住了六户人家的大杂院。「我从十三楼上往下看，晕得慌。蹬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来跟街坊四邻侃会儿，下班后跟几位爷们一起喝酒、吃烤串，这才叫生活！」
每年生日松五爷都会喝酒，都会喝醉，他矗立在银锭桥上，身子摇摇晃晃，「看到哪个不顺眼，我就抽他个大嘴巴子。」但有一次，自己被人打了，拿到了八千块的赔偿，后来，又和一位打他的酒托做了朋友。
一百万很快被松五爷用完了，他借给了身患乳腺癌的姐姐三十万，玩扑克牌「扎金花」输了五十万，还有二十万作为日常开销，如今所剩无几。
但他觉得自己活的不错，唯一担心的是女儿。2009年女儿七岁时他和媳妇离婚，打那以后女儿变得不乖了，「天天上网、逃课，甚至在学校打架，抽烟。」松五爷让辍学的女儿报了个舞蹈班。他从女儿的书桌下拿出了六七双鞋，「这是『椰子』的，五千多，这是『耐克』的，七百多，这是『乔丹』的，一千多，这双也是一千多。她想要的我都给她，她要是省心些多好。」
「五爷不容易，不是为了女儿他能这么卖力蹬车吗。」六爷说。
常二爷也头疼他的儿子，「儿子小时候听话，现在贪玩了，每天放学回家就趴在电脑前玩游戏，」他一脸愁容，「现在孩子也不能打，我供他吃住完了，一节课几百块的补课费我也拿。」
长期徘徊在什刹海边上，「八爷」被公司看中，想借他们打出「后海八爷」的牌子。
那天，领导告诉他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拉散客了，以后一切都按正规程序走，我们负责宣传你们，钱肯定不会少。」
六爷、五爷的身子倚靠在沙发上，微笑地看着领导。
开完会后，三个人站在门口晒着太阳，「天天开会，有啥用，我们就是几个臭拉车的。」
「后海八爷」的领导打算招聘大学生接班人，声称月薪过万。
「月薪过万，那得出多大力？天天拉一百八的也完不成。」常二爷不信。三年前，他们也招过，但五名大学生最长的也只干了不到仨月。
晚上，什刹海依旧喧闹，银锭桥附近的酒吧歌声动人，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遛着一条快要脱毛的老狗，「八爷？蹬车的还能叫爷？真没听说过。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谁还蹬车呀。」
《苏州街》A0108040002 · 2017年9月28日摄于中国北京海淀颐和园
现在有很多人对景区，尤其是古城、古镇的「商业化」颇多微词，殊不知商业是古城和古镇真正的生命力所在。由商而市，由市而集，由集而镇，由镇而城。没有商业，城镇无从谈起。
小店小铺鳞次栉比的街巷，最能反映一地的市井文化，有其特有的妙趣。若不然，作为游牧民族的满清入关之后，也不会花大把的银子修建「买卖街」，让皇亲国戚、八旗子弟有机会体验一把平民百姓的草根生活。尽管很「山寨」，但乐此不疲。
「买卖街」是指皇帝设在皇宫中或皇家园林里的商业街，其中街道、店铺、商号、旅馆、码头应有尽有。如果皇帝要逛街，宫女、太监等几百人就扮成商人、买卖人、游人，特别热闹繁华，就像个买卖街。当然，皇家买卖街并不真做买卖，不指着这个挣银子，更像是「过家家」，只图一乐。
京城有好几处皇家买卖街，光圆明园里就有好几处，颐和园里也有一处，叫「苏州街」。
《莱太花卉市场》A0108060001 · 2017年10月4日摄于中国北京朝阳
那天为了去慕田峪时能避开人群，全家起了个大早，赶头班公交车。在等车的时候，太阳刚刚露了点脸，一抹朝霞染红了莱太花卉市场玻璃幕墙的一角，给在清冷中候车的人们捎来了一丝暖意。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使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是公交车。
北京的城市管理有很多的不足，感觉上，对机动车有点偏心眼儿，骑车或者步行磕磕绊绊的不是很方便。但北京有一点做得比上海好很多，那就是公交车站。
在上海，每当交通高峰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候车的乘客东跑西窜的。和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上海的公交车理论上也是在车站停靠的，但司机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尤其是几辆车同意靠站的时候，头一辆车跟最后一辆车前后能差十几、二十几米。候车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才有把握坐上车。北京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换乘点，无论有多少路公交车，每一路都有自己规定的停靠位置，地上也都划了线，标了号。乘客只要在标明的位置等候，车一到，车门肯定就在跟前，只要抬抬腿就能上车，根本不用东跑西窜的。
在北京公交坐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便宜。北京很多地铁站都有卖地铁、公交通用的「一卡通」，押金三十块，充值随意，不用了都可以退。北京的公交不是很便宜，但使用「一卡通」就不一样了，除了一些郊县的长途车，一般市内公交无论坐几站，一次就一块钱。如果打算在北京晃悠一些日子，强烈推荐弄张「一卡通」，每天省下的钱，足够吃一套煎饼果子的了。
《拽在十七孔桥》F0300000087 · 2017年9月28日摄于中国北京海淀颐和园
十七孔桥是颐和园著名景点之一。
十七孔桥是一座联拱石桥，高7米，长150米，共有17个桥洞，所以叫十七孔桥。
十七孔桥西连南湖岛，东接廓如亭，飞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其本身也是颐和园里一个重要的景点，远远望去，就像是一道长虹飞跨在碧波之上。十七孔桥上有很多题字，据说均为乾隆所书。石桥两侧的白石栏杆，共有望柱128根，每根望柱上都雕刻有姿态各异的石狮，有的母子相抱，有的玩耍嬉闹，有的你追我赶，有的凝神观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石桥之所以为十七孔，是因为无论从哪一端起，至桥中皆为九孔，为「重九之数」，象征皇家威严。
《慕田峪长城》A0108050001 · 2017年10月4日摄于中国北京怀柔
不到长城非好汉，上了长城一身汗。
看来疯子外婆前几天在内蒙山还没爬过瘾，今天一上长城，疯劲就又上来了，独自一人无比神勇地从五号还是六号烽火台一直爬到十五号烽火台。我只爬了几个烽火台，看看大同小异，拍了几张照片，就在六号烽火台跟前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边歇息边赏景。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好些个洋人。只是他们坐在大太阳底下，而我则躲在背阴的地方。不知道洋人都天生缺钙还是怎么回事，老喜欢晒太阳；我不一样，本已经乌漆抹黑的，再晒，天黑了都快找不到人了。
一说到国庆长假景区爆满，一多半会提到北京的故宫和长城。但我们这次游览慕田峪就跟包场似的，没几个人。这多亏了丫头的主意，一是避开了火爆得不要不要的八达岭长城，二是赶了个大早，头班车上的山。等我们玩够之后准备下山，大批大批的人流这才开始往上涌。
现在回过头来细想，感觉游慕田峪长城，最好的，也是最省力的，是坐轿厢式缆车上去，到上头的十四号烽火台，然后沿着长城一路往下，在下头的五号烽火台坐索道或者滑道下山。
《「北漂」》F0300000085 · 2017年9月29日摄于中国北京东城
上个月27日下午到的北京，而丫头和外孙要到国庆才来，这中间有好几天，我们成了「北漂」。
前些年曾来过北京，天安门、故宫、天坛、北海、圆明园、长城，如此等等，该逛的地方差不多都逛过，加上不知道丫头他们过来后会去些什么地方，要是重复了那可就糟蹋了门票钱。两口子合计了一下，决定骑共享单车逛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文化厚重，深不可测。那天在帽儿胡同解完手，正到处找洗手的地方，一抬头，就瞅见茅房对门竟然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娘家。
刚开始时，对胡同里深藏不露的文化遗存还有点兴趣，时不时停下车，认一下门口刻着的字儿，再扒着门缝往里瞅瞅，后来发现，胡同里的每一座四合院都有一大堆的故事，不是哪个王爷的官邸就是什么旗人的宅院，一时半会的根本记不住，也闹不明白，就没再管什么文不文化的了，骑着车，钻到哪算哪，渴了就来瓶「北冰洋」，饿了就买个「驴打滚」，尽兴、自在。
回到酒店，细细回想，那天逛了有十好几条胡同：烟袋斜街、南锣鼓巷、北锣鼓巷、菊儿胡同、豆腐池胡同、宝钞胡同、铸钟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秦老胡同、簔衣胡同、大石碑胡同。
掰着指头数到这儿才想起：竟然把「八大胡同」给漏了。
《圆明园》A0108040001 · 2017年10月2日摄于中国北京海淀
《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法 维克多 · 雨果
巴特勒上校：
你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看法。你认为，这次远征行动干得既「体面」又「漂亮」。你如此重视我的想法，真是太客气了。在你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共享之荣耀。你希望知道我可在多大程度上对英、法的这一胜利表示赞同。
既然你想知道，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如同帕提侬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汇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提侬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艺术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辉煌；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朱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洞府。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有个圆明园，伏尔泰现在还提起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帕提侬，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都梦想着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
这个奇迹现已不复存在。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帕提侬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额尔金的名字。当初在帕提侬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盈的外快！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袋子，另一个装满了柜子；然后，他们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但是，上述种种，恰恰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盗贼，但人民永远不会。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在此之前，我谨作证：发生了一起偷盗案件，作案者是两个强盗。
先生，这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赞美」之辞。
维克多 · 雨果
1861年11月25日于欧特维尔豪斯
《烟袋斜街》A010802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
在上海，干道叫「大马路」，支路叫「小马路」或「横马路」，再小点的，叫「弄堂」；而在北京，感觉大路多叫「大街」，小点的路叫「巷子」，再小点的则叫「胡同」。
北京地广人多，除了住皇城的，一多半儿就都住在胡同里，因此胡同特别多，多到全北京恐怕没人能弄得明白整个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那天在火车站打车去交道口南大街的菊儿胡同，开车的师傅是个老北京，道挺熟，可一到交道口南大街，车立马慢了下来：「北京的胡同特多，不好找。您管右手，我看着左手，一起帮着找找。」
兴许是胡同实在太多，起名成了件头疼的事儿。所以胡同的名儿感觉都是随便起的：宽的叫「宽街」，窄的叫「夹道」，一头宽一头窄的叫「小喇叭」；斜的叫「斜街」，长的叫「竹杆」，低的叫「下洼子」，短的叫「一尺大街」。还有些更是逮啥叫啥，想哪是哪：「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等等等；既有「百花深处胡同」和「杏花天胡同」的阳春白雪，也有「狗尾巴胡同」和「羊尾巴胡同」的下里巴人。
想想也是，不就是个名嘛，叫啥不住人。相反，我倒是觉得，像这样的名子比「长安」、「万安」、「永安」更有个性，好记，且妙趣横生。
《丹陛桥》A0108030002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北京的天坛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砖石道，南连圜丘的成贞门，北接祈谷坛的南砖门。这条道叫「丹陛桥」，是天坛的主轴线。
丹陛桥全长360米，宽29.4米，分三条道：中间这条石道不走人，而是专为神仙而设，所以叫「神道」；石道的两侧各有一条砖道，皇上走东边的「御道」，其他人等走西边的「王道」。
丹陛桥之所以称为「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条道南低北高，行在这条道上步步高升，能上天，是登天之桥；但另一种说法似乎更靠谱些：因为这条道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券洞，所以是桥而不是道。
桥下的这个券洞叫「进牲门」，每当举行祭天大典时，供奉的牲畜被从西南的「牺牲所」通过进牲门赶进东北的宰牲亭宰杀。牲畜一旦通过进牲门后便再无生还希望。进牲门也因此被称为「鬼门关」。
《祈年殿》A010803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崇文天坛公园
祈年殿前身为「大祈殿」，原为矩形大殿，用于合祀天、地，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是天坛最早的建筑物，嘉靖十九年拆除后，嘉靖二十四年建成三重顶圆殿，名为「大享殿」，殿顶覆盖上青、中黄、下绿三色琉璃，寓意天、地、万物。清乾隆十六年改三色瓦为统一的蓝瓦金顶，更名「祈年殿」，为大清孟春祈谷的专用建筑。
祈年殿于光绪十五年毁于雷火，数年后按原样重建。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建筑，又称祈谷殿，是明清两代皇帝孟春祈谷之所。它是一座镏金宝顶、蓝瓦红柱、金碧辉煌的彩绘三层重檐圆形大殿。祈年殿采用的是上殿下屋的构造形式。大殿建于高6米的白石雕栏环绕的三层汉白玉圆台上，即为祈谷坛，颇有拔地擎天之势，壮观恢弘。祈年殿为砖木结构，殿高38米，直径32米，三层重檐向上逐层收缩作伞状。建筑独特，无大梁长檩及铁钉，二十八根楠木巨柱环绕排列，支撑着殿顶的重量。祈年殿是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的，殿为圆形，象征天圆；瓦为蓝色，象征蓝天。
殿的内部结构比较独特：不用大梁和长檩，仅用楠木柱和枋桷相互衔接支撑屋顶。殿内柱子的数目，据说也是按照天象建立起来的。内围的四根「龙井柱」象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围的十二根「金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围的十二根「檐柱」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中层和外层相加的二十四根，象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三层总共二十八根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再加上柱顶端的八根铜柱，总共三十六根，象征三十六天罡。殿内地板的正中是一块圆形大理石，带有天然的龙凤花纹，与殿顶的蟠龙藻井和四周彩绘金描的龙凤和玺图案相互呼应，使整座殿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宝顶下的雷公柱则象征皇帝的「一统天下」。祈年殿的藻井是由两层斗栱及一层天花组成，中间为金色龙凤浮雕，结构精巧，富丽华贵。
殿的殿座就是圆形的祈谷坛，三层6米高，气势巍峨。坛周有矮墙一重，东南角设燔柴炉、瘗坎、燎炉和具服台。坛北有皇干殿，面阔五间，原先放置祖先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坛边还有祈年门、神库、神厨、宰牲亭、走牲路和长廊等附属建筑。长廊南面的广场上有七星石，是嘉靖年间放置的镇石。
《永安桥和白塔》A010802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西城北海公园
坐落于北京西城北海公园内的白塔原名「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因建于万安寺，也名「万安寺塔」。该塔塔座、塔身通体洁白，俗称「白塔」。
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了蒙古汗国第五位大汗。为了进一步向南征伐，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郊外的大宁宫，即现今北海公园建立新都。
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是年，在清理辽代永安寺遗址时，在残存的「释迦舍利之塔」的塔基下，发现了20颗释迦牟尼舍利，同时还有一枚「至元通宝」铜钱。这一发现令忽必烈兴奋不已，因为他的年号正是「至元」。兴奋之余，忽必烈「恒虑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为基，莫如起塔，冀神龙之扶护，资社稷之久长。」
忽必烈是一个佛教徒，尊奉藏传佛教高僧八思巴为「帝师」，曾接受过他的「金刚灌顶」。忽必烈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来缘于他一直奉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国策，二来也想以此来强化西藏对朝廷的归顺。
新建的佛塔采用了藏传佛教盛行的「覆钵」式塔，由尼泊尔著名匠人阿尼哥设计、督造。
《天安门》A0108010001 · 2012年10月22日摄于中国北京东城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在建成至今将近6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天安门曾先后经历过多次重建。
永乐十五年，明成祖将都城从金陵北迁至北京，他的随从之一，明代著名的建筑家苏州人蒯祥先期北上，参与新都城的建筑设计，其中就包括了天安门。
天安门共建造了四年，于永乐十九年竣工，当时并非城门，而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五洞」的木质牌坊，匾额题字「承天之门」四字，意「承天启运」、「受命于天」。
不幸的是，三十六年后，也就是明天顺元年，承天门因雷击被毁。八年后，即成化元年，由时任工部尚书白圭主持，将所毁牌楼重建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门楼。不料，到了明朝末年，承天门再次焚毁。
清顺治八年，承天门再次重建。建成后的新楼高33.7米，广9间，进深5间，匾额题字为满、汉、蒙三种文字「天安之门」，意「受命于天」、「安邦治民」。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重新题匾时，不仅去除了满、蒙两种文字，只保留了汉字，而且还去除了「天安之门」中间的「之」字，成为「天安门」。
新中国成立后，匾额由国徽取而代之，但「天安门」一名被保留了下来。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天安门还有过一次彻底的解体重建，并保持至今。